重陽節如何從祭祖演化到敬老
重陽節如何從「祭祖」演化到「敬老」?
明代張岱著《夜航船》云：「九為陽數，其日與月並應，故曰重陽。」在古代，重陽郊野遊宴之風非常之盛，登高、賞菊、佩茱萸的習俗，屢見於詩人的吟唱。我少時讀「菊花如我心，九月九日開;客人知我意，重陽一同來」，眼前便能呈現出文人借花聚會、飲酒、食蟹、賞菊、賦詩以表達對生活的熱愛和對大自然的嚮往的熱鬧場景。菊花，作為這場盛會的金黃標記，往往被喻義清高、亮節之風。我一直視後人賞菊、飲菊花酒，是對大詩人陶淵明的效仿，也是對一種文化傳統的追根溯源。名著《紅樓夢》在第三十八回就寫到了重陽節，賈寶玉與眾釵遊園賞菊，題菊花詩，曹公借詠菊詩暗示著他們往後各自的命運歸宿。尤其薛寶釵所言的「末卷便以《殘菊》總收前題之盛」，更加點明「盛」要以「殘」作結。《金瓶梅》裡也寫到過兩個重陽節，第一個重陽節西門慶應花子虛的回請到他府上喝酒聽曲，擊鼓傳花，文中有一首菊花詩，讓讀者明白他惦記著那個後來成為他一生中最愛的女人李瓶兒。第二個重陽節，李瓶兒已重病在身無力回天，一場情慾深重又極盡悲歡的人生鬧劇就此收場。我翻讀清少納言的隨筆集《枕草子》，裡面提到日本平安時期重陽節的風俗，「以棉覆菊花，取其沾露拭身，謂可以忘老」，應該是受了漢文化的影響。
據說宋代人叫菊花為「延壽客」，而稱茱萸為「辟邪翁」。茱萸像菊花一樣，曾頻繁地出現在記載重陽的古籍詩文當中，最有名的莫過於王維的《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》一詩。據相關人士考證，佩茱萸者，主要是屬於純陰之體的女子，由此可以推測，王維所憶的不僅是故鄉、兄弟，應該還有他的愛人或紅顏知己。
吾鄉潮汕過重陽節，照舊例也必「登高燕飲，簪菊泛萸」，但不吃重陽糕，印象中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要吃的食物，這於向來重視美食的鄉人而言未免有些奇怪，按理也該如其他大節小節一樣，做點兒特色菜餚大快朵頤並以習俗的形式流傳下來。不過話說回來，潮汕平原「九月魚菜齊」，物產最為豐盛，想吃什麼就吃什麼，又何必拘泥於形式呢?有人可能會說，不是還有「油麻圓」嗎?那是拿來敬「九皇爺」的，似乎與重陽無關。這「九皇爺」到底是誰?有一說是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。油麻圓是由炊熟的糯米團與芝麻、碎花生混合拌糖後捏成團油炸而成，因「圓」與「緣」同音，將它贈送給鄰里親朋倒是多了一點兒「結緣」的寓意。
此外，還有一些潮汕鄉村也將重陽當成祭祖的節日，人們為那些忘了忌辰的先祖舉行隆重的祭拜儀式，慎終追遠，思源報本。而對孩子來說，只有競放風箏才能讓他們高興起來。「九月九，風禽線斷滿天走」，農曆九月，秋風乍起，是放風箏的大好季節，人們將色彩斑斕的風箏放飛於藍天麗日之下，觀其飄然凌霄，陶情適意。若說這風箏是為了給遠方的親人捎個信兒、送上祝福也未嘗不可。
只可惜如今風俗大變，保存此類古風的人家大概已經沒有了。人們生活在快節奏又講究實際的時代，凡事免不了利字當頭，自然沒法細細體味重陽節的風致了。菊花酒倒是被有些用心的商家擺了出來，但也鮮有人問津。還有重陽糕，城市裡的孩子大多沒有吃過，至於茱萸，像我這樣的成年人估計也沒幾個識得。
九九重陽，歷經兩千多年的演變，因隱喻著「久久」「長壽」等豐富內涵而被定為「老人節」。古人云：「百善孝為先。」孝是具有普世性的，儒家有《孝經》，佛家有孝文，伊斯蘭教有孝理，基督教有孝義……「天意憐幽草，人間重晚晴」，現代大儒梁漱溟先生在《中國文化要義》中如此寫道：「中國文化自家族生活衍來，而非衍自集團。親子關係為家族生活核心，一孝字正為其文化所尚之扼要點出。」他一語道出了孝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，滲透至幾千年的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它既是一種民族修養，更是一種文化境界和內化力量。
老有所依在舊時是社會家庭的大事，甚至被提高到做人的基本要求，孟子曰：「不得乎親，不可以為人;不順乎親，不可以為子。」古之人，雖往往迫於物質的貧乏，但精神不息，現如今物質豐盈，卻由於受價值觀演變的影響和現實利益的腐蝕，傳統的價值體系變得更加脆弱，觀念不斷淡化，孝道的社會普及性呈收縮之勢，歧老、虐老事件時有發生。無論是在鄉村還是城市，「空巢老人」漸成影響社會和諧的病灶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。我們這些商業社會的「螺絲釘」，皆用忙於生計為借口，無視長輩之簡單心意，常施以金錢替代孝順。「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。不敬，何以別乎?」兩千年前孔子的教導猶在耳邊。對父母有一片敬心，方為孝順。
「歲歲重陽，今又重陽」，為了不讓我們的父母尊長「重陽獨酌杯中酒，抱病起登江上台」，我們不妨回家聽聽他們的「嘮叨」，看看歲月刻在他們臉上的皺紋，還有那為子女操勞而過早地染雪掛霜的雙鬢。孝悌之心有之，則情感必發乎初心，也只有念念不忘我們作為「人」的那顆赤子之心，才能真正做到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」，推己及人，我們的社會必能最終達到「人人親其親，長其長，而天下平」。